网上科普有关“《西西弗神话》之1——人生的荒诞”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西西弗神话》之1——人生的荒诞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我是徐君宝，这是我的第763篇日记（2021年6月14日）。

在加缪的书中，荒诞具体指的是人类的向往跟周围环境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结果之间的断裂。 就是你明明知道一切没有意义，生命的尽头没有意义，每天重复的工作没有意义，但是你却只能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一切，像西西弗一样。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感。

加缪并不否定这样的状态，他告诉我们这种厌倦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只有意识到问题，才会有后面的觉醒。加缪进一步把荒诞分成四种类型—— 时间的荒诞、世界的荒诞、人的荒诞、死亡的荒诞。

什么叫“时间的荒诞”呢？加缪的观点是： 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对明天的希望之上，而明天却使我们更加接近死亡。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说明天会更好，但是明天到了尽头，就是死亡。 死亡明明是我们避之不及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明天？所以，这是第一种时间的荒诞。

在对宇宙的观测上，几千年以前大家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再到后来发现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大家多么兴奋，然而三百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告诉大家引力其实是不存在的。再过个几百年，有没有可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被颠覆了呢？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边无际的知识，一边，我们弄得自己精疲力竭，另一边，世界的真相和我们认识之间的鸿沟似乎永远无法填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地求知呢？

加缪发现，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超脱于人世的疏离感，觉得这个世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就好像看一个玻璃电话亭里的人打电话，如果听不到他的声音，只看到他在里面比比划划的话，就会觉得他指手画脚的样子真可笑啊。或者，我们去旅游景点玩，会感慨“哎呀人真多啊”。可明明我们自己也是人，但我们在感慨其他那些游客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我们也是游客的一员，会觉得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这种对世界的疏离感甚至会导致我们一下子变得冷血无情，没有人性。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亡，这是肯定的事实，没有人能逃避。但大家都不想死，觉得死是忌讳，是意外，是不能理所当然接受的。 这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荒诞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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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荒谬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

再次是死神，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还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萨特评论道：“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局外人》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道“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那些与杀人没有关联的事情，最后却把默尔索送上了断头台，这让默尔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性，而在那个荒诞的社会中，人是没有发言权也不被重视的。在庭审中，默尔索本想替自己辩白，但他的律师却告诉他：“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由此，默尔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那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书写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默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缪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默尔索。

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默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默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做为一个人，他是特别的，但是普通却往往寓于特别之中，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人的影子。为了进一步了解生活，了解从前的人或许也是我们身边的人，默尔索的个人的世界也便成为一类人共有的特质，通过对默尔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局外人”这种现象。

在《局外人》整个小说都是选用一种与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闪烁的语言风格来连接全文的，作者选用这些超乎寻常的刻意追求的语言来宣扬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主人公在众人眼中是“荒诞”的，众人在莫尔索的眼中也是荒诞的。整个小说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是荒诞的。加缪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社会的丑态。

然而加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个荒诞社会的层面，他揭露荒诞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们对本真的追求。加缪荒谬论中一个有名的论点：“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莫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加缪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人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从而以挑战的姿态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以现世对抗来世。

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他选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而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现出来是一种比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更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不仅描写荒诞，而且还提倡个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创造，从而表现了对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赖，这就比其他同时期的现代派走得更远，更深入。

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评价说，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莫尔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只不过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样过于虚幻；也不认同禅宗的生命“如露如电”，从而寻求涅 寂静 ；更没有鲁滨逊的“经济人意识”，唯利是图。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莫尔索十分关注生理欲望，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在处理母亲丧事时，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饿”、“热”，还大胆地在母亲的遗体前畅快抽烟，回家后便急于和女友玛丽发生肉体关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也不忘记欣赏玛丽的身体和装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紧张，想要逃避，但这也是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见，莫尔索基本摆脱了世俗镣铐。人们绞尽脑汁设置的礼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唯一真实的便是明媚的阳光、美丽的大海以及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种种需求。并且，他也懂得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没有真正侵害谁的利益（射杀阿拉伯人也是由于防卫过当），完全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这一规矩。阿尔贝·加缪认为，说谎，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莫尔索则与他的表面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书中的沙拉马诺老头每日都要咒骂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叹“我怎么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妇对自己不忠，想要狠狠报复，可还觉得心底对她颇为留恋。这两组隐喻巧妙地暗示了莫尔索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语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交，他也没有所谓礼貌上的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做不做都可以”；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在法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直言不讳；检察官说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甫为他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

对莫尔索来说，所谓道德，就是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动，就是要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忠实地表现这种感情，拒绝作假，拒绝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现世的、眼前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先验价值，不是任何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会道德，在莫尔索看来，就是要服从先验法则，就是要否定同社会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摆布。

然而莫尔索追求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可是社会通过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对莫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恶意识、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正如《李尔王》中那个天真纯洁、不愿屈从于浮华形式而最终惨淡收场的考狄利娅一样，世界要以莫尔索生命的消殒来再次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谬的世界是强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个体生命面前，它似乎无往而不胜。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莫尔索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人格独立性逐步泯灭的社会里，他能够没有悔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是对世界荒谬性的有力反击,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世界的荒谬，也认识了自己的荒谬。美国当代学者大·盖洛韦认为《局外人》是通过荒诞的主人公来表达执着于意图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谬主题。它实际上是一则寓言：每个人都走在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必然毁灭于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创建的荒谬世界。

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主人公又从不分析他内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内心描写和外部描写巧妙的结合，表明加缪掌握了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部分写作技巧。关于审讯和判决的段落则显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响。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罪，会使人联想到西默农的侦探小说。总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颖的笔调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见和从字面上来理解的意义：塑造了一个显然与众不同的反面人物，却是一个不指望有别的社会，不想和别人有任何联系、只想保持自己个性不受干扰的人物。

加缪的小说风格介于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一方面，存在主义文学是反传统的，作者从不介入小说，从不干预主人公的命运，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议论；另一方面欠缺而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萨特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哲学，小说的语言又极其简单明晰，可以说具有古典主义的散文风格，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局外人》这部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成功表明了加缪深厚的艺术造诣。当然，与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内的存在主义文学，都由于其流畅可读而应归入传统文学的范围。

加缪在 《局外人》中引入了一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所谓的陌生化指代的是作者在表达小说内容的过程中，颠覆了一些社会民众习以为常的情理，表面上进行一些毫不相关的事件描述，而实质上则对各类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对立面进行揭示。在 《局外人》中，引入这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为了加强故事内容的荒诞性，即使小说读者与小说文本之间构建一种距离，使读者不能全方面地对小说人物信息进行了解，也不能通过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达来了解作者的表达本意，而这种带有距离性的阅读过程使荒诞情节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趣味。

为了能够体现小说的荒诞之美，加缪使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 “阳光”这一意象为例，尽管阳光本身是作为一种反传统的象征意义而出现的，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种元素符号，但是文中每次出现阳光的时候，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非常慵懒颓废。当阳光出现的时候，读者就会开始预感到莫尔索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似乎阳光象征着主人公的阴暗，而这种颠覆传统认识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尽管加缪为小说 《局外人》所选取的是一个看似十分平常的生活琐碎杂事，小说中也存在着很多琐碎细节的描述，但是整体内容上却前后呼应，悬念四伏。可以说，正是加缪为小说所设置的一系列悬念，才使得小说故事整体上相互衔接，而一些荒诞性的事件才得以展开表述。如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莫尔索母亲的葬礼进行了很多细节描写，如抽烟、喝咖啡等，而这些内容在前期看来可能是多余而无效的。但是当莫尔索后来出现在庭审上的时候，法官与检察官却恰恰是抓住了这些琐碎的细节来对莫尔索的价值观与精神状态进行判定。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加缪对于文字内容的安排是十分精确的，一些表面上看似无用的琐事描写，实则都是所设伏的一种悬念，是为了后续的荒诞性情节表述而做准备。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即有人把默尔索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预审官问默尔索对此有何看法，默尔索的回答是：“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怎样想就怎样做了，可就连这，都成为他日后被审判的内容。

如此不安宁混乱的时代，也许我们从来无暇追问人生的意义。当下的我们物质是富裕的，精神却是空虚的；行动是自由的，感觉却是闭塞的。

虚无主义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目的，人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做的事。

估计你不赞同这个结论， 那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又很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目的，来祛除虚无主义带来的强烈不适感。

当人意识到人生没有目的的时候，对目的的本能渴望和没有目的的现实就会发生强烈的冲突，让人产生荒谬感。

有人说，你说的这种荒谬感，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但是，普通人有的时候也会突然质疑人生目的的合理性，进而怀疑人生，进而感到荒诞。就好比有人为了亲人活了一辈子，结果发现亲人辜负了自 己；有人为了出人头地努力工作，结果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人为了享乐活着，结果在享乐满足的一瞬间感到了极大的空虚。这些时候，人们原有的目的崩溃了，有些人会及时给自己找到新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开导自己”）如果没能及时找到，就会感到这个世界荒谬，人的本质荒谬。

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人生的荒谬呢？原因是我们对人生意义固有的思维模式是：人生意义就像一部剧情，必须有开头，有情节，有高潮，有结尾。好比好莱坞大片，剧情严格遵守开头、情节、高潮、结尾的模式，这样的模式符合人类对人生意义的预期，这个预期是全人类共有的。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建立在一个有头有尾、有情节、有高潮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问题是，无论人的存在还是毁灭，都是偶然的，根本不可能遵守好莱坞的剧情结构。真正的人生，剧情忽然开始，忽然结束，不一定有矛盾冲突，也未必有高潮和结局。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感到世界荒谬。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亲历亲朋好友的死亡时，尤其是年轻人意外死亡的时候，人们会质疑：这就是人的一生吗？说结束就突然结束，好像还什么都没做，什么目的都没实现，就突然没了？那它到底算什么呢--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反省者在本能地要给死者没有目的的人生找一个目的，找一个总结。如果反省者一时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就会对世界、对人生产生荒谬感。因为这个剧情没有严格遵守开头、情节、高潮、结尾的模式。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追问人生意义的。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感到了荒谬，想迫切地得到一个答案。那么，面对如此的荒谬，我们该怎么办呢？

加缪的名篇《西西弗的神话》里讲了一个希腊神话。说西西弗被众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是石头一到山顶，马上又自己滚下来。西西弗必须再次重复这苦役，一直到永远。

加缪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生活的荒谬。人们的世俗生活就像工人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却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一样。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加缪说，西西弗的胜利在于他意识到了这种荒谬，他从此不再是荒谬的奴隶，而是自己的主人。虽然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他内心是充实的，所以他可以在荒谬中寻找到幸福。

同样，为避免我们人生意义的荒谬感，唯一的办法就是和西西弗的做法一样，自己给自己找到人生意义（虽然是虚假的）。用西西弗的比喻来说，我们只能在推石头的时候哄自己说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并且乐在其中。这个哄骗自己的借口就是人生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信徒明知天堂地狱无法证实，也要忠实主的原因了。

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该怎么回答呢？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假如我们找到答案了，说，人生意义就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奋斗”，那整天吃着薯片看美剧混日子的人们，岂不是要因此背上负罪感吗？ 假如我们说，人生意义就是“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呢？那为了子女受了一辈子苦的长辈们，他们的牺牲到底是毫无意义的呢，还是该算成为了满足他们私欲的“活该“呢？

一个“人生意义”只有唯一答案的世界，是不是很可怕呢？ 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啊。有的人的人生意义是为了祖国富强；有的是为了家人幸福；有的是为了享乐一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意义。假如真的能一辈子都坚信某种人生意义，从来不迷茫困惑 （如意志坚定的宗教信徒或者革命者），那么自然不会感到人生意义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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