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关“古时候的音乐是怎么记谱的？”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古时候的音乐是怎么记谱的？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中国古谱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早在先秦典籍《礼记·投壶篇》中，记载着一种古老的谱式。该乐谱记录了周代“兽鼓”与“薛鼓”两种鼓套的演奏符号。随后，又出现了以十二律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等代表旋律中音高关系的律吕谱，这种乐谱实际上仅具有简单的指代符号关系。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一种“声曲折”谱，但《汉书·艺文志》中仅存作品目录，如《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等，并未见曲谱。其曲谱后见于《宋书·乐志》，类似今之“郎当谱”（即状声字谱）。中国古琴谱的出现，可能很早。明人朱权的《新刊太音大全集》，原为宋田芝翁编《太古遗音》，其中辑录唐人论琴及指法资料多种，其中谈到古琴谱的来源时说：?制谱始于雍门周。张敷因而别谱，不行于后代。（1）

雍门周是战国人，关于他制谱的记载，尚无其它文献可资佐证。张敷之谱，因是“别谱”而未流传于世。

古琴谱是以记写演奏技法为基本特征的手法谱。早在西汉中期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2）；蔡邕《琴赋》写道：“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3）；嵇康《琴赋》也有“上下累应，踸踔磥硌”、“搂搀擽捋，缥缭撇挒”（4）等记载。其中，攫援、摽拂、抑扬、徘徊、抑按、上下、踸踔、磥硌、搂搀、擽捋、缥缭、撇挒”等，显然是当时琴家命名的指法术语。可见，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一套左右手的指法体系。

北魏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陈仲儒用文字记写有《琴用指法》一书。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古琴已有了固定的形制、音位、琴调、指法，一首琴曲借用文字将其演奏指法、音位、琴调贯穿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谱式。

南北朝时丘明〔公元494-590年〕传谱的琴曲《碣石调·幽兰》，便是这样一种用文字记写的琴谱。原谱为唐初抄本，存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后杨守敬〔1839-1914年〕将其影摹，于1884年收入黎庶昌所辑的《古逸丛书》中出版。该乐谱是通过文字对左、右手演奏技法的叙述，间接反映出乐曲的音高与时值的谱式，故名文字谱。乐谱没有具体音高标记，只有按演奏技法的记载去弹奏后才出现该音，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琴谱

初唐时期，继续沿用着过去的谱式。当时有琴家赵耶利〔563-639年〕，“出谱二帙，名参古今”（5），“所正错谬五十余弄，削俗归雅，传之谱录”（6）。这五十多首琴曲，很可能是他当年整理的全部琴曲。《唐志》中列有他所撰的《弹琴手势谱》一卷、《琴叙谱》九卷，《宋志》中又有他的《弹琴右手法》一卷。不过赵耶利整理的谱集，仍然使用了繁难的文字谱。如同我们在《碣石调·幽兰》中看到的那样，“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7）。由文字谱到减字谱的改进是中唐时期由曹柔完成的。正如明人张右衮在《琴经》中所说，“简字法，字简而义尽，文约而意赅。曹氏之功于是大矣！”比如，原先“大指按五弦七徽，右手食指挑五弦”这样两句话，就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符号。由于减字谱的发明，晚唐陈康士、陈拙等整理了大量的琴谱。《新唐书》载陈康士撰《琴调》四卷、《琴谱》十三卷、《离骚谱》一卷等。陈拙撰《大唐正声新祉琴谱》十卷，《琴籍》九卷（《宋志》），可惜均已佚。

到南宋末期，减字谱已基本定型了。宋姜夔辑有《白石道人歌曲》谱，载有歌曲十七首，属“俗字谱”。其中，刊载有他自己作的一个琴歌《古怨》。从这个曲谱中，很具体地为我们指出了古琴曲的减字谱发展到十二世纪末的情况，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南宋陈元靓编纂的类书《事林广记》中，收录了《开指黄莺吟》及宫调、商调、角调、徵调、羽调五个小品琴曲。其减字形式与明清时期已基本相同。

明清时期，传统音乐与乐种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应是工尺谱体系的乐谱（包括唐宋时期燕乐半字谱、俗字谱及明清以来通用工尺谱混杂书写的乐谱），状声字谱与符号谱及潮汕地区二四谱等，但这一时期刊印琴谱之风很盛。首先是朱元璋之子朱权，封宁献王，刊印了《神奇秘谱》、《新刊太音大全集》等琴谱。到明中叶嘉靖以后，其它藩邸和民间也纷纷开始把各自收集的传受和创作的琴曲，用减字谱刊印下来。其中较著名的有《杏庄太音补遗》（1557年，萧鸾编）、《文会堂琴谱》（1596年，胡文焕编）、《松弦馆琴谱》（1641年，严澄编）、《大还阁琴谱》（1673年，徐上瀛编）、《澄鉴堂琴谱》（1686年，徐常遇编）、《五知斋琴谱》（1772年，徐琪编）、《自远堂琴谱》（1802年，吴灴编）、《蕉庵琴谱》（1868年，秦维翰编）、《天闻阁琴谱》（1875年，唐彝铭编），等等，总计达一百五十余种之多。而其中所记录的琴曲之多，更是一笔令人惊叹的巨大的音乐财富！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的古琴记谱方式，从汉魏时期的弹琴指法称号，六朝初唐时期的文字谱，中唐至宋代的早期减字谱，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减字谱形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琴曲有了记谱法之后的初级阶段，琴家只是用来备忘、交流或示范，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要用谱传琴。并且，由于弹琴的人不多，并且同一师承的琴人相对集中在某一地区，互相传习时，都用抄本。故文字谱留存至今仅一个卷子本《幽兰》。唐宋时期，虽有赵耶利、陈康士、陈拙及宋代朱文济、徐宇、杨瓒等编纂了大量的琴谱，但至今均已亡佚，部分琴曲则保留于明代《神奇秘谱》、《西麓堂琴统》等谱集中。

由于古琴减字谱的读谱法虽未失传，但其指法符号、体系、派别很多，形态与名称庞杂不一，悬疑之处也比比皆是。因此，古琴谱与唐琵琶谱、唐五弦琵琶谱、宋俗字谱等，学术界将其归入疑难古谱中。

古琴音乐打谱的主要使命，是将一首久已失响的琴曲近乎原貌地展示出来。并将其曲谱转译成现代通行的乐谱，以供研究、教学、演奏、创作之用。当然，由于琴曲通常只用减字谱记录，而不必译成他谱，因此，古琴界历来无“译谱”之说，而叫打谱，即“按谱鼓琴”。直到清末，打谱才加了一道手续，译成工尺谱，并与减字谱相对照。从此“打谱”便包含译谱的意思。清末闽派琴家祝桐君撰有“按谱鼓曲奥义”，见于《与古斋琴谱》中，这是一篇关于打谱方法的较完整的论著。张鹤《琴学入门》曰：“按谱鼓琴，俗称打谱”。其打谱的方法，就是由琴家对这些保留在古代琴谱中的琴曲，通过版本的选择与考证，乐曲的背景分析，指法及演奏方法的研究，谱字的认定，将音高、技法、音色、力度的变化、局部的节奏，都在实地弹奏中将其译解出来，然后再揣摩琴曲意境，经千百遍的弹奏，确定腔韵、句段结构，最后定拍并记谱。

早在1914年，杨时百先生译解《幽兰》，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五六十年代以后，管平湖、查阜西、姚丙炎、吴景略等多位前辈琴家，先后打谱《碣石调·幽兰》、《广陵散》、《酒狂》、《离骚》、《乌夜啼》、《古怨》、《长清》、《短清》等一大批琴曲，为古琴打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查阜西先生的主持下，又编纂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琴曲集成》、《存见古琴指法辑览》（油印本）、《历代琴人传》（油印本）等著作，管平湖先生还撰写整理了专著《古指法考》（油印本），为古琴音乐打谱提供了详实、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近二十年来，又有龚一、吴文光、成公亮、陈长龄、丁承运等琴家打出了《大胡笳》、《大雅》、《神人畅》、《文王操》、《洞庭秋思》等琴曲，并对许多琴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探索。二、古琴打谱的方法与过程

打谱是一项费时费日的艰辛工程，故琴人有“大曲三年，小曲三月”的说法。打谱的过程，涉及到音乐史学、考古学、版本学、文献学、乐律学、历史学、文学、指法翻译及琴谱考证等各方面的问题，故学术界有“曲调考古”的说法。现将琴曲打谱的方法与过程，详述如下：

1、谱本的选择与研究

由于明清时期古琴曲的传谱较多，同一琴曲、琴歌可有数种至数十种谱本流传，而不同谱本在乐曲风格、演奏指法、学术价值及编纂者水准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因而，选择一个合适的谱本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明初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化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上卷“太古神品”十六曲，从其减字形式研究分析，参照谱内各曲的解题，可以证明多为唐、宋间遗留下来的原写曲谱。而中、下卷“霞外神品”，其中不少琴曲源自宋代浙派琴家杨瓒所编《紫霞洞谱》，且谱中不少琴曲在元明之际得到时人的不断加工。因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浙派琴学风格及元明之际古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又如明人汪芝所辑的《西麓堂琴统》，是现存明代各种谱集中，收曲最多的一部传统曲谱，其中大部分是“极为罕见的远年遗响”（8）。如《神人畅》、《广陵散》、《间弦明君》、《风云游》等。选择这些古曲进行打谱，对于研究汉魏六朝以来琴曲创作的艺术规律，或者作为鉴定琴曲创作时代的依据，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除了同一琴曲可有不同的谱本，同一琴谱也有不同的刻本与刊本。如《碣石调·幽兰》有原日本神光院收藏的“神光院本”和1884年《古逸丛书》中收入“古逸本”。后者作为前者的摹刻本，显然有诸多误刻失实之处。又如现存清代琴谱中流传最广的一部琴谱《五知斋琴谱》。该谱历来屡经翻刻，故版本甚多。其中，以清康熈原刻精印本为最佳。其它版本如乾隆时翻刻本及民国时期的石印本等，则稍差。由于已版《琴曲集成》，对所收琴谱的版本，已进行了筛选鉴别，打谱者可以此为据。

另外，琴谱在刊印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版误、谱误、笔误等，需打谱者参照其它谱本进行校勘注释、仔细研究。在存见古谱中，也有一些抄袭他谱、质量低劣、并无多少研究价值的谱本，这些均须打谱者进行细心甄别。

2、琴曲内容与背景的分析?

不同的琴曲，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时期，表现不同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打谱之前，打谱者需全面地阅读、研究相关资料，对曲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与琴曲本身的人文背景、精神内涵、气质神韵等，需要进行较深入的分析、理解、体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提供琴曲内容和背景的资料来源是琴谱中的解题、后记、标题、歌词等。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打谱者可对整首琴曲有一初步完整的印象。因为这些文字说明一般来说均提供琴曲的产生时代、传谱渊源，艺术意境、音乐形象等等。如琴曲《遁世操》，载于《神奇秘谱》、《西麓堂琴统》等多种琴谱之中，据《神奇秘谱》解题称“琴曲之高洁者，止此曲为最高古。”《琴苑心传全编》亦称：“神骨峭异，迥不寻常，真太古之音。”从上述解题可知，乐曲表现了古人隐逸山泽、飘然出尘的闲雅情致，其音乐风格高古从容，恬淡深远，不可能繁音促节。因此，这些文字的说明和补充，有助于打谱者对琴曲的风格、指法、节奏、速度及音乐形象与意境等因素予以印证，并作恰当的处理。当然，对于这些文字打谱者也应持客观的态度，对其中某些不实之处，应注意鉴别。?

古琴，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抒情写意的工具，在历代的诗集、文集、正史、笔记及琴论琴书之中，留下了蔚为可观的琴诗、琴词、琴文、琴论及记载、杂录等，这是打谱者对琴曲进行文化背景与内容考察的另一资料来源。打谱者应从这些史料中去寻求验证，以便对乐曲进行更全面、深刻的分析与理解。?

3、译谱与指法的研究

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古琴音乐的打谱，首先是一个译谱的过程。?

古琴谱是以记录演奏指法为基本特征的手法谱。演奏指法的分析与研究，也就成为译谱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在前面本文已详细阐述了古琴记谱法的历史变革。琴曲中仅《碣石调·幽兰》一曲，是用文字谱记写。自中唐曹柔将文字谱转化为减字谱以后，到北宋末期减字谱已大致定型了，宋姜夔的琴歌《古怨》，虽然旋律和调性均有可议之处，但它是一个说明当时记谱法的重要文献。?

明清时期古琴的指法符号已渐趋统一，故亦不太难翻译，但减字谱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从有关琴曲指法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现存这类著作有：见于《琴书大全》的有陈康士和陈拙的两种；见于明代《太古遗音》的有刘籍的《琴议》；还有日本人物部茂卿所写的《乌丝栏指法卷子》。这些著作对古代琴曲指法符号作了详细说明。然而，其中有些说明彼此间有出入，甚至同一符号在一家著作中亦并存有两种解释。这种不完善的减字谱在明代初年的《神奇秘谱》上卷中保留最多。但类似这样的古指法，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为谱式演变过程提供了实例，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同一曲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规律，故而在打谱时尤须注意！?由于古琴谱集大都据木刻版本或手写稿本影印而成，衍、脱、讹、误在所难免，故打谱时，就要十分注意。遇有疑难指法，应仔细分析，以免产生误解。并且各个时代、流派的指法谱字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与弹法，打谱时，也应从相同或相近的时代、流派的指法谱字中去追寻原释，也许会更恰当一些。比如，关于虞山琴派风格、传谱的琴曲，可参阅徐上瀛的《万峰阁指法笺》。如果选择《五知斋琴谱》中的琴曲进行打谱，有关指法可参阅该谱中的指法注释、字母源流部分。?

4、节奏、韵律的处理

传统古琴谱一般没有明确的节奏标记，这是打谱者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古琴曲发展到明代末年，已有要求在指法之外另外记出拍板的倾向”（9）。明末南海琴家陈子升所作的琴曲《水东游》，已开始在谱内用了些当时词曲记拍子的符号。另一位琴家尹尔韬在明万历间即有琴名，到明亡之际，他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内翰。在他所编的琴谱《徽言秘旨》中，“除句读之外，有些乐句加了‘瓜子点’，这又是一种要在谱中记出拍板的发展倾向”（10）。但一到清代，古琴在创作和记谱方面大兴复古保守之风，甚至易尔韬的学生孙诠在三十年后给他订谱时，竟把一部分记拍的“黑瓜子点”也割弃了！?

至清末道光元年（1821年），浙江会稽琴人王仲舒编《指法汇参确解》，其中所收琴曲十一首都是点了拍的，并有《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两个工尺谱的实例。对此，查阜西先生曾评价他的这种“直指读谱法”，“是对琴谱这种特殊形式，另倡简易读法，开了清末民初杨时百等唱弦法的先河”（11）。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个“年登大耋”的老人，在海陵写下了一本琴谱稿本，这就是《张鞠田琴谱》，撰者强调自己按“时曲”推广工尺拍眼，为古琴谋取“准则”。某些琴曲来源于昆曲，均按昆曲谱形式注明工尺的拍眼，所有传统琴曲，也均注工尺，但多不点拍眼。继他之后，祝桐君、张鹤、杨宗稷等人，也陆续采用了工尺谱点拍。不过，直到百年之后，仍有许多琴家对此抱有强烈的反感。?

由于古代琴谱的没有点板，造成今日打谱的需要。不过琴谱中所记录的演奏动作，在实际进行中往往形成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产生一定的节奏逻辑，体现出某种具有必然性的律动来。实际上，这等于间接地、局部地贮存了原曲的节奏信息。但琴谱中所间接贮存的节奏信息毕竟是局部的，尚有许多地方需要打谱者自行揣摩。对此，打谱者可根据自己积累的传统曲目中的节奏节拍范例，和个人丰富的音乐语汇，通过反复弹奏、体会、分析，为打谱琴曲定出节奏节拍的框架。相近的师承、风格或较一致的对乐曲的理解，对琴曲的节奏与韵律的处理，往往会大同小异。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打谱者的个性、气质、风格，修养等主观因素的介入，使同一谱本可产生多种不同的风貌。?

如琴曲《酒狂》，姚丙炎先生用三拍子打谱。但这是否合适？那个时代的音乐是否会是这个样子？许多人有疑问。黄翔鹏先生认为，“这里的三拍子不是欧州圆舞曲的那种三拍子，而是把第二拍加强，用轻重颠倒的节拍来表现酒后感觉，还是可以的”（12）。而龚一先生是把《酒狂》处理成散板。又如，六十年代老一辈琴家管平湖、姚丙炎、徐立荪、吴振平共同对古逸本《碣石调·幽兰》进行了打谱，其节奏处理与演奏风格亦是各不相同。?

5、弹奏与定谱

译解古谱，在对不同琴曲的音乐风格、特点及其传承流变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以后，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即将古谱中所贮存的音乐信息全部释放出来。但打谱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古曲的原貌，更要传达琴曲作品中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涵，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了！

古琴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极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因此，打谱者在完成上述几个阶段的工作后，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断的弹奏练习，体会曲意，感受乐曲的气韵意境，不断订正节奏节拍，最终完成音乐形象的塑造。正如《与古斋琴谱》在对打谱作最后记述时所说：?……按照鼓之，依永歌之，因是而得其抑扬长短之音韵，并得呼吸气息之自然，?而无不中节，时习熟歌，趣味生焉。迨乎精通奥秘，从欲适宜，匪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徽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

最后，打谱者将已定型的打谱琴曲，记成一首较完整的曲谱。?

三、古琴打谱的学术意义

古琴音乐保存了很多古代的遗声。琴曲的打谱不仅将向人们展示出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古代琴乐作品，为继承发展传统音乐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并且对于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以及古代调性、调式、音阶、律制的生成、变化与发展，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唐代，就有“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14）的说法。黄翔鹏先生亦曾指出：“古琴音乐对中国音乐史来说，类似钢琴文献对于欧州音乐史的意义。因为它在历史上实际上曾吸收、保存汉魏清商乐、南北朝隋唐俗乐大曲和唐宋以来诗、词乐的某些精华。”（15）近几十年来，对《广陵散》、《离骚》、《大胡笳》、《古怨》等众多琴曲的打谱，印证、修正或补充了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许多论题。?

比如，汉代的相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值得重视的一种音乐形式，但隋唐以来，这些被视为“华夏正声”的“中朝旧曲”（16），相继湮没无闻。但是，它们的一些曲调，却继续流传在琴曲之中。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太常丞吕才曾“依琴中旧曲，”填以《白雪》歌辞而“著于乐府”（17），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例。现存《神奇秘谱》中的琴曲的《广陵散》，虽屡经后人加工，与汉魏原曲已有一定距离。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它还是保留着汉代《广陵散》的某些特点。如《广陵散》，分“大序——正声——乱声（契声）”三大部分，基本上与汉代相和大曲“艳——曲——乱（契、趋）”的结构特色相符合。又如《神奇秘谱》中的《小胡笳》，分为“前叙——正声——后叙”，这三部分与相和大曲的曲式结构也是一致的。?

又如，南北朝时的西曲《乌夜啼》早已散佚。但从现有琴曲《乌夜啼》（姚丙炎打谱）来看，似乎还保留着西曲的某些特点。又如，《碣石调·幽兰》，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音乐文物。不仅它的谱式，是保存文字谱记写指法、弦位的唯一实例，而且它的曲式，也基本保持了汉魏时期大曲中的“四解”，舞曲中的“四章”的体裁，它的曲调、用音都别具一格，与传统汉族音乐明显不同，很可能是保持有古代西北地区民族的音乐风格。?

从已打谱琴曲的音阶形式来看，古代琴曲用到了五声音阶以外的其它多种音阶。如《广陵散》在核心五音之外，兼用变徵、变宫、清羽、清角等属于七声音阶的偏音和b3、b2等装饰性的变音。其音阶形式属于与先秦曾侯乙钟相同的传统古音阶。其中，带变宫的六声羽调式的运用，有着独特的色彩效果。?

又如《神人畅》的泛音曲调，用了古音阶（雅乐音阶）的#4及7。《大雅》也同样。《古风操》则用含纯四度4及大七度7的新音阶（清乐音阶）。《古怨》用的是含有纯四度4和小七度b7的清商音阶（燕乐音阶）。《大胡笳》中#F与还原F交替使用，使乐曲别具特色，等等。?

古琴的调弦法，基本上依据两种律制——纯律和三分损益律。根据陈应时先生的观点（18），古琴调弦法的历史分期，应以公元1549年的《西麓堂琴统》为界，分为纯律和三分损益律两个阶段。从现存的琴谱来看，明代和明代之前的七弦琴音乐基本上都采用纯律，因此这方面的实例大量存在，只是它们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已。而黄翔鹏先生则认为，“先秦钟律制秦以后失传，但它的实践却在汉以后的七弦琴艺术中保存下来。琴律是一种非平均律体系。在律制问题上兼合三分损益法和纯律三度音系生律法，而以纯律为主。它是灵活运用两种生律法的复合律制”（19）。对于这些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打谱来进行印证、研究。对于打谱者而言，打谱时便应注意所据谱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分析所用律制的情况。?总之，琴曲打谱，对于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古琴——作为保存中国音乐的宝库，琴曲的打谱，也将提供珍贵的资料，给人类学家去探讨人与音乐的关系。而即使是现代的前卫作曲家，也开始不断地从古琴音乐中去寻找灵感、发掘资料，用以丰富新音乐的内容！?

四、结?语

在对古琴打谱的方法过程与意义进行了如上的探讨之后，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打谱中对原谱音高、指法的改动问题

由于受明清以来五声音阶观念的影响，很多琴家打谱时习惯于改动原谱，即把原来的变音、偏音改成五声音阶中的音高。认为那是古人记谱“不精确”或是抄谱者“有错误”而致，也有人是觉得这些变音、偏音“听起来不习惯”。其实，此举不仅歪曲了原曲，也不利于音乐史学与乐律学的研究，并且会影响今人对古代音乐的正确认识。?

如将《大胡笳》、《大雅》等古曲中的#F改成G，而这个#F正是中国传统古音阶的特征音。又如《酒狂》中三弦十徽的4，琴家打谱时将其弹成十徽八分之“3”，七弦九徽的“3”到八徽八分的上滑音“4”，其中的4也被省去。同样的改动也出现于高音段落中。另外，某些琴曲中表示古代运用纯律的特征音高，也被改成三分损益律的音高。这种乱改琴谱的做法，在某些琴家打谱的《广陵散》、《幽兰》、《古怨》等琴曲中也十分普遍。笔者认为，打谱首先必须忠于原谱，即使在经过确凿考证，确属原谱的谱误或笔误，或者打谱者认为某些音高不适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需要改动，也必须在打谱琴曲中注明原谱的减字符号与音高，并说明改动的原因。对于某些已被改动的打谱琴曲，笔者认为可进行重新打谱，或校对并补注被改动的情况。?

2、打谱中的再创造成份

琴曲打谱的意义，主要是供人演奏、欣赏和研究。按以往的做法，所谓“打谱”，就是将沉睡于古代琴谱中不再演奏的琴曲，由现今的琴家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在琴上演奏出来，这其中显然已带有琴家本人再创作的因素。许多琴家也认为“打谱”是有一定的“作曲”成份，并且强调，这是符合中国音乐在传承流变中所贯彻的独特的美学原则的，即：不似而似，变实未变，崇尚一曲多姿，反对千曲一面。应该说，就中国音乐的实际情况而言，这样的见解与做法是中肯而又切实的。但从译解古谱和正确复原古乐原貌的角度而言，古琴打谱首先是译谱，打谱者应极力避免按照个人意志去改动琴谱，这是第一步！当然，在节奏韵律、音乐形象的创造、音乐意境的传达等方面，则留给琴家一定的个人再创造空间。然而，某些琴家在打谱时不仅节奏自拟，造技法、音高、调性方面也故意改动原谱的信息，尽管从演奏、创新的角度，这样的做法亦无可非议。但毕竟这与复原古乐为旨的学术性打谱，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此，曾有学者如何昌林、陈应时等提出，应将这种创新式的打谱，称为“编曲”（20）。笔者认为琴界有必要对学术性打谱与创新式“打谱”及合参式“打谱”，在概念、方法、目的等方面进行重新的界定，以统一认识。

举例子阐述中国各朝代云纹造型的流变

?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书法就是我国从古至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 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於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著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近代经过考证，关於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游的"仰绍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绳汕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的。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 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於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 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

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王献之、赵孟頫、黄庭坚等，每一位都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书法更是影响了代代人，简单来说就是以书法为主要创作的艺术家。

? 第一位，王羲之，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广采众长，自成一家，不仅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极具象征性的丰碑深远影响着中国千年书法，还留下了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书法精品。

?第二位，欧阳询，唐朝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代表作《皇甫诞碑 》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欧阳询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

第三位，颜真卿，唐代书法家，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之一，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创立“颜体”。《祭侄文稿》是唐代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不计工拙，一气呵成，常常写至枯笔，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第四位，柳公权，唐代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代表作《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等。创立“柳体”。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即负盛名，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第五位，王献之，人称”大令“，幼年随父学书法，尤以行草著名，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以《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

第六位，赵孟頫，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赵孟頫以真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代表作有《胆巴碑》、《洛神赋》等，世称“赵体”。

? ?第七位：怀素，怀素和尚，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史称"草圣"。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是继张旭之后，在中国草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佼佼者，更是叱咤千年书法史的****。他的草书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字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律公贴》《七帖》《北亭草笔》等。

第八位，黄庭坚，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主要代表作有《松风阁》、《经伏波神祠诗》等。且著有《山谷词》，其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人称“山谷体”。

第九位，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苏轼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宋四家”。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

第十位，米芾，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米芾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米芾存世书帖近六十幅，代表作有《蜀素帖》《德忱帖》《苕溪诗卷》等。

赵孟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成就最高的是书法和绘画，擅长行书和楷书。传世书迹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

徐福对中国有什么贡献?

云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云纹图案得到不断的丰富，每个历史时期的云纹样式，都融人各自时代因素的不同风貌。中国云纹艺术因此显出它的博大和精深，有着无限的魅力。按云纹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折叠早期阶段

彩陶上的原始旋纹是十分典型的抽象几何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早期的纹样式。作为远古的文化遗存，它在当时是否有“云”的指征意义，现在还无法断定。仅从形态来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汉云气纹、先秦卷云纹、商周云雷纹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旋纹，有着一种比较明显的承继关系。但人们一般把多见于商周青铜器装饰的云雷纹，视为云纹的早期形态。在云纹的发展历史中，云雷纹具有重要的意义。

折叠鼎盛时期

汉代是中国云纹运用面最广，也是云纹形态最为丰富和最为生动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云气纹、卷云纹、云兽纹等新型云纹形式。

在云雷纹的基础上，卷云纹通过对其构形元素的“简化”和结构模式的“打散”。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形式，简化的勾卷也从此成为后来云纹形态演绎普遍采用的定型化元素。

在卷云纹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极具时代感的云气纹，构形元素除了依然作主体的勾卷形外，云气纹中还出现了“云尾”这一新的成分。在纹样构成中起着加强力量和速度感的作用，增强了汉代云气纹特有的一种气势。这时云纹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汉代云气纹统摄全局的流动感和生机勃勃的雄浑气息，在魏晋南北朝的流云纹上得以继续保持。作为中国云纹意向最透彻也最简洁的感性阐释，流云纹把自云雷纹以来的“简化”变化趋势强化到极致，使魏晋南北朝的装饰空间呈现风起云涌、情驰神纵的生动。

折叠成熟时期

隋唐是朵云纹盛行时期。宋代云纹在总体上依然是朵云样式。元代朵云纹往往呈现较强的组合感。唐宋以来，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而日趋丰富的装饰元素，使朵云纹的架构显得负荷日重。元代所呈现的构形元素单位必然加强，正是朵云形态化过程中，叠云纹是一种呈面状展开，铺张、繁复的云纹类型。它一般由层叠茂密的勾卷云头，加上弯转曲折、流动通畅的排线云躯而够成。在中国云纹体系中，如意云纹是最具抽象品格又认同普遍、应用广泛的一种类型。

云纹形态的整体演变趋势呈现为：在原有的基础上，结构日趋复杂、造型日趋丰厚、形象日趋细腻。这些可以概括为精致化的发展趋势，根本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满足自身审美需要所作的不断努力。艺术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日益增进的审美经验和表现要求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突破原先的形式构架去寻求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

2007年5月18日，中国·龙口第九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徐福志》首发式在徐福故里山东省龙口市万松浦书院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及国内外史学界和各地徐福研究组织的专家学者近50人出席，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先生主持会议，中共龙口市委副书记孙为富致欢迎辞。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华夏徐福文化研究中心等20多个学术团体和个人发来了贺信、贺电。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谢华先生作了总结讲话。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著名航海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经考证为今龙口市）。秦始皇时期，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自山东沿海东渡，足迹遍及韩国南部与日本，成为历史上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已成为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有极为重要性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徐福及其集团东渡的研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中日韩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快山东经济文化建设及旅游业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详，过去对徐福研究的开展尚不够深入，但随着中日韩三国有关徐福的文献、考古、文物和传说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增多，对徐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为了促进对徐福研究更加深入的开展和扩大对外交往，有必要对徐福的生平和业绩进行全面的认识、总结和宣传。2004年初，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决定编纂一部《徐福志》，并委托协会秘书处和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进行志书编纂的筹备工作。《徐福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韩寓群省长、蔡秋芳副省长曾给予大力支持。龙口市委、市政府及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对《徐福志》的编纂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积极的保障。

《徐福志》共分6篇21章，洋洋38万言，翔实地记述了徐福及其东渡的整个过程，据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较强的权威性。全国著名史学家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担任该书的学术顾问。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先生为编委会主任。主编为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先生，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曲玉维、副秘书长史衍勤、郝慧民先生担任副主编，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徐福志》的出版发行，是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将为徐福文化研究、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泛的通道，成为中日韩人民世代友好往来新的纽带和桥梁。《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向更深层次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实，徐福传说，虚虚实实，历来是浮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徐福成了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一种独特文化。在中国，自汉以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撰文赋诗的不在少数。一生喜好探幽访奇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其《古风》（三）赋的正是“徐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宋朝欧阳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烂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明朝的宋濂、李东阳；清时的黄遵宪等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综上所述，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谁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实告诉我们，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状况，对中日韩三国的交流与交往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历史方面

对日本历史

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了金石并用时代，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又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但是，《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只有“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么几个字，这平原广泽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以后又无令人信服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是有困难的。当时的中国正置列国纷争，连年征战，老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蹈海东渡。移民集团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又何止徐福一个。就在史学界，关于倭人始祖问题，历来也有“吴人后裔说”，“太伯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骑马民族后裔说”等诸多观点，影响着日本历史发展的外来文化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通古斯文化等。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涵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另外，自战国至秦汉，王侯将相大多热衷于神仙之道，故在历时几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动中，出现了像安期生、羡门高誓、韩众、卢生、少君等一大批方术之士。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时就有三千童男女及无数百工相随，有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的船出海，就这一群体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随、同时出发、同到一个目的地的。因此，在中国一千多里的海岸线上，在日本有近30个地方都有徐福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徐福就成了这些方士群体、求仙队伍的代名词。我把其称为共名的徐福。

漫画《风云》中的徐福（帝释天）

徐福与日本历史结合起来，从纯历史学的范畴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自司马迁《史记》记载以后，东汉班固的《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宋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迹，且不出《史记》内容的窠臼，所说徐福到过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蓬莱、方丈等地，均是虚无缥缈的。

徐福传说与日本之接轨，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止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之后，有人则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公元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用肯定的语气直接说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属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逐渐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

在徐福与日本古代史结合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义楚的《义楚六帖》中的记载。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对中国历史

在中国，徐福求仙到达日本，最终到达富士山的记载始见于此书，但这一记载也仅仅是一对异国友僧的交谈内容，也只是传说而言。然而，就是这样一则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却成了以后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依据，传承授受，一直沿袭到了至今。

电视剧《风云》中的徐福

徐福文化历史流变中的另一突出现象就是徐福逐渐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实记载内容逐渐被作为文人的创作而加以发挥，并且不断加以神话。徐福则逐渐成为一种不折不挠、无所不能的精神象征。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数宋代李舫的《太平广记》中一段有关徐福的记载：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万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餐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至于徐福东渡与中日关系的意象结合，则在历代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屡见不鲜。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国途经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鸿渐等人赋诗相送，唐僧人鸿渐写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

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

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

山冥鱼梵远，日正辱楼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这大概是文献所见“祖州”、“徐福”与“日本”的意象结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为题材的诗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笔，李白写过，皮日休写过，朱少瑞写过。在日本最有影响的要数宋代苏轼的《海漫漫》与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明清时期随着与日本交往的更加频繁，此类题材的诗文更是屡见不鲜，曾任日本大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中记载着徐福求仙事；曾任宁绍兵备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记录了其去新宫访徐福墓的经过。

名人题留，佳作倍出，虽然，不少作品对徐福描述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是徐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过去我们却因其是文学、是传说，并不是史实而被忽视，即惑只作一些佐证材料来加以引用，没有能够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发觉其更深的内涵。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历史上曾都通过各种形式，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个个复合的政治文化联体。

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的交往，时常以徐福文化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而互相传颂、赞赏。日本的弘顺法师与我国的义楚和尚以谈徐福传说来颂扬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日本天台宗僧圆载，来华留学约40年后回国，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为他饯行，曾写有一首《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其中有：“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澶洲”的诗句。也以徐福求仙事来揭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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